沈从文很赏识他的写作才华,曾给他的课堂习作以120分的出格成绩。在学习期间,汪曾祺创办了校内刊物《文聚》,开始文学创作生涯。解放前,他的创作并无太大影响,只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作品集《邂逅集》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该集中,他较早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,比如《复仇》中复仇人的心理活动,由蜜到花,到和尚,到白发,到母亲,到小货郎的鼓等等,通篇都是意识的流动,技艺娴熟,毫无生搬硬套之嫌。这篇小说创作于1944年,当时没有地方发表,只得由沈从文推荐在郑振铎主办的《文艺复兴》刊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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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后,汪曾祺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下属的《北京文艺》和中国文联下属的《民间文学》杂志工作,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有较多交往。1958年被划为右派,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。1962年底,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。正是在此期间,他的命运有了重大转变。1963年,根据江青的指示,北京京剧团成立了创作班子,对沪剧《芦荡火种》进行改编,汪曾祺是四个创作成员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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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进行彩排时,江青认为词写得不错,问起词作者,才知道是汪曾祺。词中有一句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,广为流传,据说周恩来在一次布置工作时还引用了这一句。1964年夏天,北京举行规模宏大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,《芦荡火种》演出成功,受到高度评价。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演出,并建议改名为《沙家浜》。由于改编京剧成功,汪曾祺的右派帽子被提前摘掉。但也由于给江青改编京剧,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又二次受到审查,真是祸福相倚,起伏不定。这十几年,他完全陷入政治历史之手的摆弄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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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真正以小说确立其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,是20世纪80年代初。1980年,他的小说《受戒》在《北京文学》10月号发表,立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震动。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仍然浓厚的历史条件下,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主编李清泉表现了相当的勇气。《受戒》标志着这位老一辈作家的复出,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重操旧业”。此后,汪曾祺老树频发新芽,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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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连续发表了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岁寒三友》等代表性小说,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。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连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“北京文学奖”,《大淖记事》另获1981年度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。这些小说大都以高邮的旧时生活为背景,用抒情的笔调,以回忆童年为视角,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,民间审美立场洋溢其间。在新时期的小说中,汪曾祺以他独特的语言和人物世界,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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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作品集的插页中,经常出现一幅老眼上看、白眉皱纹大脑袋的照片,给人慈眉善目之感,迥异于鲁迅冷对千夫的横眉。再看他的作品,更觉像一位老邻居,整天在纸烟的雾中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。其实这只是一面,他还有很个性的一面。据汪曾祺的领导———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,汪“才气逼人”,“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”。他曾经自己说,“在江青面前,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、抽烟的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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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这种个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。比如,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就是内容。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,说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”,他取笑那种“小说不错,就是语言差一点”的说法,认为这就像说“曲子不错,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;画画得不错,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”。他坚持认为“短”是现代小说的特征,从来不写长篇,最长的小说一万七千字,最短的如《虐猫》,仅六百字。他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很独特,只信服三个人:鲁迅、沈从文、孙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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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作家,他不欣赏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等,而“终生膜拜”一个叫阿索林的作家,为此还写过一篇《阿索林是古怪的》,这篇文章本身也很古怪,六百来字,没有作深入分析,只认为阿索林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独特。这让人觉得这是他喜欢阿索林的惟一原因。 可能正是缘于一种独特吧,汪曾祺的作品总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分。《跑警报》便是一篇奇文。最先看到这标题的时候,有点不知所云,看了后,才知道是关于抗日战争中躲避日机空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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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文中所言,“逃警报”“躲警报”都不如“跑警报”准确,“躲”太消极,“逃”又太狼狈,惟有这个“跑”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,最有风度。往下,就介绍了“跑警报”中西南联大师生的各种轶事奇闻:有用第六感觉先行预告警报的,有利用警报作小食品买卖的,有忙里偷闲谈恋爱的,更有运用逻辑学推理捡到金戒指的!最为叫绝的是不跑警报的两个同学,姓罗的女生,用锅炉房的热水敞开来洗头;姓郑的男生,竟能在隆隆的炸弹声中不动声色地煮他的冰糖莲子!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,真令人景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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